（一）

《孙子吴起列传》记叙了孙武、孙膑、吴起三个人的事迹。

史迁的笔法，既是文学，又是历史，可以用《论语》说的“文质彬彬”来形容。但是他在序中说“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……”云云，又大谈孔子作《春秋》之意，可知《史记》绍叙《春秋》之意甚明，而史迁隐隐间也是以孔子的继续者自居的，因此要想知史迁作《史记》之本意，此节不能不明。他说:“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，非所谓作也”，虽然紧接着立即说:“而君比之於春秋，谬矣”，虽然表面上看来是自认不能比《春秋》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也是秉着“述而不作”的宗旨，则自能见其真相何在。再考虑到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，公羊派的嫡传弟子，则更可知:《史记》一书，绝非是一本简单的记叙历史事实的著作，也并非如同史迁表面上说的，不过是“整齐其世传”而已，而是包涵着司马迁对“古今之变、天人之际”的理解的一本书。它不仅仅记叙了历史的事实，更是要借着这些思想阐明作者的一些思想与理念。

这种用意的痕迹，在《史记》中处处可见。

孙武传中，史迁只用浓重的笔墨记载了一件事情:孙武斩美人。其字数不多，兹录于下:

孙子武者，齐人也。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。阖庐曰:“子之十三篇，吾尽观之矣，可以小试勒兵乎？”对曰:“可。”阖庐曰:“可试以妇人乎？”曰:“可。”于是许之，出宫中美女，得百八十人。孙子分为二队，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，皆令持戟。令之曰:“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？”妇人曰:“知之。”孙子曰:“前，则视心；左，视左手；右，视右手；后，即视背。”妇人曰:“诺。”约束既布，乃设鈇钺，即三令五申之。于是鼓之右，妇人大笑。孙子曰:“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”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，妇人复大笑。孙子曰:“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；既已明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。”乃欲斩左古队长。吴王从台上观，见且斩爱姬，大骇。趣使使下令曰:“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原勿斩也。”孙子曰:“臣既已受命为将，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”遂斩队长二人以徇。用其次为队长，于是复鼓之。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，无敢出声。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:“兵既整齐，王可试下观之，唯王所欲用之，虽赴水火犹可也。”吴王曰:“将军罢休就舍，寡人不原下观。”孙子曰:“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实。”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，卒以为将。西破强楚，入郢，北威齐晋，显名诸侯，孙子与有力焉。

细细读完孙武的传记，有几个问题，我们不能不问:

孙武事迹不见《春秋》等书，史迁为何断然认定孙武之存在？史迁言孙武有西破强楚，北威齐晋之赫赫武功，为何却只浓墨记载着他斩美人取信吴王的事迹？孙武斩美人之后，吴王知其能用兵，于是用他为将，为何孙武却因为吴王不愿意来阅兵，便要说“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实”——我们须得知道，吴王后来重用孙武，不能谓“不能用其实”，而当时孙武究竟说过什么话，倒更可能是史迁的创造！

说司马迁捏造史事，那是阴谋论者的有罪推定论，自然不必去理会。但是如果我们谨慎的怀疑，司马迁在整理史料时，有过用心的选择与采信，相信也并非全无道理的诬枉之辞。

否则，如果说史迁只知道孙武子斩美人这么一件值得记叙的事情，就相信了历史上确有孙武这样一个人的存在，多少有点不可思议。我倒更倾向于相信他当时知道的史料，比今人接触得更多——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司马迁的判断之前，基于一种历史的信仰，我认为更好的选择，是谨慎的相信他。

那么，如果我们相信司马迁有足够的证据相信孙武的存在。第二和第三个问题，又当如何解释呢？

我认为，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司马迁“述而不作”的内涵，只须通过分析“孙武斩美人”这一事件之本身，就能大约猜出原因。

司马迁通过“孙武斩美人”一事的记叙，使得孙武神貌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，这自然也是司马迁选择这个故事的原因之一。但是一句“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实。”暴露出这个原因，并非是惟一的原因，甚至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。从这句话中，我们能够读出来的情绪，有轻蔑，有骄傲，也有淡淡的失望，颇能显示孙武睥晲一世的神态。如果吴王最终不用孙武，自是妙笔。但是后文说的却是“於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，卒以为将”，那么说吴王“不能用其实”，竟是冤枉了他。

司马迁为何要一面借此故事来展现孙武的风采，一面却要让他说些过份之辞，冤枉吴王呢？究竟是行文不慎，还是在这个故事中，另有玄机呢？

的确是另有玄机，而玄机便在“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”这一句话上面。相同的话，在《孙子吴起列传》之前的《司马穰苴列传》中也出现过。两个紧紧挨着的列传，两个著名的兵法家，说着一字不差的话语。孙武是斩美人，司马穰苴是斩监军——如此简单相似的故事，一再出现，实在让人不能不怀疑司马迁的用心。

（二）

孙膑在司马迁的记叙中，是孙武的子孙。

今人所传的《孙子兵法》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，实际是《孙膑兵法》，孙武的兵法十三篇，早已失传。司马迁说孙武吴宫教战，而说孙膑善谋略，也是一种侧面的证据，很多史家怀疑，孙武十三篇的主要内容，是讲“教战”，而今本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多讲权谋势利，与孙膑的事迹相合。除此之外，更有绝多的证据，例如今本《孙子兵法》中，讲到十万大军的调动，甚至讲到苏秦，分明都是战国的事迹，春秋之际，如《吕氏春秋》所言:“阖闾之用兵也不过三万，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。万乘之国，其为三万、五万尚多”，又如何能有十万的规模？

不过司马迁言之凿凿，而汉墓的出土文物中，也确有被认为成书于战国的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，因此也存在另外的种种可能:孙膑或他的门人，写下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之后，或托名孙武，或者被人讹传，或者《孙子兵法》，本就是孙武家传，经过孙膑的删改……真相究竟如何，也许已经彻底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。我们所能确认的，实际上可能只是，现存的《孙子兵法》，的的确确有孙膑的影子在书页中闪现。